中国古代一般以黄河流域的文化谱写历史，而对于长江下游的民族，则以荆蛮称之。往往以中原文化代替或推想这里的文化。《禹贡》“中江”就是按中原文化推想出来的。
“彭蠡既潴，阳鸟攸居。三江既入，震泽底定。”糊里糊涂的令人煞费疑猜。班固在洛阳便推想出了“中江”，所以清全祖望驳以“芜湖之水与太湖地区有高阜相隔，北面以入大江，安得南流以入阳羡也。”清胡渭虽推崇《后汉书·地理志》,但却说“《禹贡》三江之不明，误自班固始。”经学家孔安国关于“经文里有北、肯定有南”的论点，全祖望说“安国未尝南游，全不谙吴楚地理。”后代一些信而好古的写作家们，大多数不读历史，只忙于“明经”应举，所以写起文章来除了抄袭古人著作，还加上些道听途说，主观臆断，好像是信而有征。但其内容大都恍惚不清，令人费尽疑猜，把后人搞得昏头昏脑，争论不休，甚至闹出偌大的笑话。并且把谣诼当着其事，死抱着不放。究其原因:
一、是出于假想与估计，如:班固写《后汉书·地理志》把芜湖到宜兴假想成有一条水路，并把它派做“中江”。成为没有水路的水路。
二、是前人误认古丹阳湖底高于太湖湖底，甚至有人说它和苏州谯楼顶相平，写出了本末倒置的治水方案(例如韩邦宪的《广通镇坝考》等)。如他们当时能考察出洪武时的广通闸底高程只有零下一半（米）,和太湖湖底高程相仿佛，便不至于产生这些错误论点了。
现在不少水利专家们，经过反复研究，一致公认《禹贡》三江就是太湖三江，不可能另外有“中江”之说，解决了许多无谓的争论。
中国科学院南京地理研究所于1982年在《江苏湖泊志》发表了丹阳湖底在圩区地表层50厘米以下，沉积有厚达15米以上的湖相青灰色粉砂粘土质腐泥;高淳县从石臼湖边水利工程的钻探资料中(最深为杨家湾的25米)，推算出古丹阳湖底高程低于太湖湖底高程(零米左右)十到二十米。
再以明朱元璋于洪武二十五年所建石闸底高为零下1米，墙高为3米，比之苏州地面高程3.5米略低，说明了明时开通这一河道时，苏州是上游，高淳是下游。比起长江有较大的风浪，又要上水而行是便利的多了。这又说明了一个问题，当初开挖这条河道是有计划、有目的的。请阅《明史·河渠志》“(洪武)二十五年，凿溧阳银墅东坝河道，由十字港抵沙子河胭脂坝四千三百余丈,役夫三十五万几千余人。”朱元璋开这条河的目的是因为建都金陵(今南京市)，江、浙及皖南漕粮由北运大都(今北京)，改为转运金陵。为了避免长江风险，乃凿此河。为了防止丹阳湖洪水倒流入太湖流域，并建广通镇石闸一座，以维航运。并于洪武二十六年，在石白湖北、开凿胭脂河沟通秦淮河上游。使太湖、水阳江、秦淮河三个流域沟通起来，可由太湖顺流航荆溪经广通镇、固城、石臼二湖，东北入胭脂河,下秦淮河，直达金陵。
究竟这条胥河系在旧有堙塞的河槽上浚深的还是在高岗上新开的?上面所引的《明史·河渠志》已说明系凿通而不是浚深。
因丹阳湖的洪枯水位差较大，石闸墙顶高程只与苏州地面高程相仿佛(3.5米)。洪水大时容易漫闸而过。永乐元年(1403)，因苏、松水患严重，改闸为坝。但坝犹低薄，水间漏泄，舟行犹能越之。正统五年(1440),《明史·河渠志》载:“初，溧水有镇曰广通，其西，固城湖入大江，东则三塔堰河入太湖。中间相距十五里，洪武中凿以通舟。县地稍洼，湖纳宁国、广德诸水，遇潦即溢，乃筑坝于镇以御之。而堰水不能至坝下，是岁改筑坝于叶家桥。胭脂河者，溧水入秦淮道也，苏松船皆由以达，沙石壅塞，因并浚之。”
历史说明:元代以前丹阳湖水未与太湖通行。①直到明朱元璋凿河通舟之后，丹阳湖水才注入太湖，而有永乐元年改闸筑坝之举。
所以“中江”属于虚构，而“胥溪”自明后才见于文献。
总的说来:胥河与胭脂河的开凿，都是为了金陵漕运。还为了风水迷信，引水绕钟山，增加金陵王气，至于对航运和防洪的矛盾，上下游之间的利害矛盾,当时是缺少全局考虑的。
原注：引自郑肇经《太湖水网圩区的发展过程》及王绍良、黎沛红《元代任仁发及其治理太湖的理论》。
今注：此文录自《溧水古今》第四辑。
吴大林按：醒渔是高淳水利局老工程师张德熙，年龄与钱善宝先生相仿。他的观点为一家之言，供大家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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