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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联中岁月] 在团山联中的日子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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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18-5-15 08:52:32 | 显示全部楼层 |阅读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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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团山联中的日子里

诸定国


1
       1991年8月30日上午,当时的城郊乡教管会通知我,让我前去乡教管会管辖下的团山联办初中报到。这意味着终于有一所学校愿意接纳我,我不再是一个流浪者。但我没有丝毫的喜悦,相反,内心满是酸楚——一种内心说不出的酸楚。
       早在5月份时,我所就读的南京教育学院中文班的胡老师问我愿意不愿意去南京近郊的一所中学,我鬼使神差地摇头回绝了。8月中旬,那一年毕业的师范生陆陆续续到归属校报到。教育局人事股说我分配到了城郊乡,让我到城郊中学去报到。我到了城郊中学,管事的领导说城郊中学不缺教师。后来又去城郊中学找过几次,领导说让我去教管会去找。到了教管会,工作人员说,乡里要将我退回教育局。我顿时感到无望与恐惧,初涉社会的我,不知道“退回去”程度究竟有多严重,是不是意味着今后没有工作。每次从城郊中学或教管会出来,我都埋怨自己当初为什么不答应胡老师。又想如果不能去当老师,我该怎么办?那一段时间脑海经常出现父亲捏着我细细的胳膊,满脸担忧地说“这细得像麻杆一样的胳膊,阿拿得动锄头哟”时的神态,他的隐忧,成了我的恐惧。父亲说的是大白话,彼时我骨瘦如柴,那一年体重不盈百,90略有余。
       一听到把我退回,我吓得头都晕了:这般孱弱的身体,能干什么呢?用村上人的话讲,就是“文不像个秀才,武不像兵”。从城郊乡教管会出来,我昏头昏脑地来到教育局人事股询问,人事科同志让我再等等,总归会解决的。我怀着一颗忐忑的心,回到家中,开始了半个月的煎熬生活。8月29日,看着当年所有毕业的同学,都已到学业校去上班,我在家中再也呆不住了。第二天一大早赶到了教育局门口,坐在办公楼的台阶上等他们上班。先前接待的那位同志说城郊乡已经同意接受我,让我去城郊教管会报到。我喜出望外,并没有听出那位同志的话里还有话。我匆匆赶到城郊教管会,工作的同志头也不抬,便让我前往团山联中报到。仿佛在大雾茫茫的航道上的一叶小舟,几近绝望之时,突然看到了灯塔的光芒,便有一种方向感。有单位可以栖身,我就不再是一个飘泊者。问清团山联中的所在,一路趱程。
       1991年的溧水,公交尚不发达。我从城郊乡政府出来,沿着交通路西行,经宝塔寺,过岔路口,后拣小道北行,穿过一丛小竹林,便抵一所乡村小学校,沿途走了约一个半小时,大汗淋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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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学校位于团山村前,有院墙。院落内三排平房,均带走廊。最北面一排连通,大概可安排四五个班级,院东北角一小门出去,外置厕所一。中间两排平房对称排列,西为两个班教室,安排初二年级;东为教师办公室一大间,校长室、教导处合处中间一小间,再东面一间置一张乒乓桌,但房间逼狭,打乒乓也难以施展手脚。北面、中间的平房走廊位于南面。最南边也是两排平房。西边的平房为两间教室,置初一年级两个班。南排东边平房一为食堂,说是食堂,实际上只能蒸蒸饭,不提供菜;另一间为周志俊老师住房,周老师爱人也是学校教师。南边两排平房北向,走廊在北。五排平房排列,就像八卦中的艮卦。学校最南边两排房子正中间为大门,门旁悬一校牌,上书仿宋体“城郊乡团山联办初中”。学校后面为一工厂,进行皮革的初步加工。时有异味,且极重,北风起,若厂内加工产品,异味南飘,闻之人颇不适应。好在北风起时多为冬季,厂里生产早已停了。校门前为一土操场,平整,下雨之后人不能行走其上,泥跟脚起,三五步后就拖不动脚;天晴日久,则化为泥灰,风一起,灰尘扬面,令人苦不堪言。操场东为一小池塘,平时师生在里面浣衣、淘米、洗饭盒。后来我在彭征远老师与村人帮助下,在小池塘畔开荒一垄,种菜蔬,能自给。数年后,又作文一,刊于《扬子晚报》“繁星”版,这是定居下来的事,暂不提。
       得知我是来报到的新教师,校长徐之平告诉了我工作安排——初一(2)班班主任、语文教师,此外还兼初一年级的政治教学。后来因为工作的关系,在团山联中,我还短时间带过地理、历史等学科。徐校长同时告诉我,学校没有宿舍,我只能暂时借住在城郊中学,让我请城郊中学总务处安排宿舍,且早晚都得在城郊中学食堂用餐,中午带米蒸饭。团山联中与城郊中学两地相距十余里,我开启了早出晚归、两头见星月的生活。这种生活一直坚持了一个学年。

2
       走出大学校门,重新走进中学校门,于我而言,本身是一种有意义的生活。就读师范,是我慎重的选择,我喜欢校园生活。可是,团山联中的生活,却给我带来了许许多多的麻烦。
       上班第一年,住在城郊中学。我至今还清晰地记得,城郊中学大门(现北大门,当时唯一的一个大门)东侧小院里一间逼仄的房间,住了四名刚参加工作的年轻人(这时我也才知道,那年分配到城郊中学有七八名教师)。不足10平米的小房间,两张两层床——就是学生宿舍里的那种——面对面放着。如果两张床上都坐人,那相对而坐者的膝盖就可能相撞,小室逼仄如此。在进门处能放一张课桌,放水壶、饭盒一类的用品。我每天早上离开城郊中学,晚上则从团山骑车回到城郊中学。早上沿途遇到进城上学的学生、上班的工人,晚上则相反,骑着自行车,总是与人流自行车流逆向而行,颇有些孤单落寞之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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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早晚饭成了问题。理论上我可在城郊中学食堂吃早晚饭,徐之平校长特意与城郊中学总务后勤说过。可实际的情况是:早上我要去团山上班,去食堂时,因为过早,食堂还来不及供早餐;晚上回到城郊中学后,去食堂又迟了,买不到饭菜。晚饭就托同宿舍的杨岁福老师帮带,回来时饭菜也冷了。时至11月,天气颇凉,吃冷饭冷菜胃极不舒服,便用所得工资买了个电饭锅,回到宿舍后煮饭煮粥,有时蒸一点咸菜,三五片咸肉,把饭哄到肚里,也算把自己的哄饱了。只是耗时过长,往往吃完时,小院落里只见冷月清辉,四下阒寂,凄凉顿生之感。更可怕的是这种方法只能在天冷的时候用,到了第二年的春天,天气回暖,腌渍的咸肉咸鱼放不住,只好就萝卜干喝点粥啃点馒头。
       中午在团山学校吃饭也存在问题。因为蒸饭,我没那么多菜可带。一进10月,我嘱母亲腌了肉,每天割一片,放在米里一道蒸,肉香饭微咸,吃起来特别香。这是我跟当地老师学习来的方法。二十年后,我回忆起这段生活,讲给儿子听,他一脸惊讶:“你就这样靠咸菜度日?”觉得不可思议。这种方法在天冷的日子可用,天气一暖,譬如惊蛰之后,咸肉就放不住了。不知什么原因,我现在竟然一点也想不起来,那些天气暖热的日子,我靠什么佐餐。吃中饭时,我尽量离本地老师远一点,他们带的菜蒸熟了特别香。咸肉好吃,天天吃也就那个味。大概是彭征远老师最先发现了我的孤僻,看出个中原因,便夹些新鲜的蔬菜来给我。彭老师特别勤快,他每天大清早在菜地农田里忙一阵子,才来上班,因为我发现他的解放鞋上常常沾满泥浆泥点。我不敢多要的,彭老师的儿子和女儿都在学校上学,三个人吃饭,菜肯定不够。后来,大概是彭老师跟英语组的曹梅老师等几人讲过,办公室里每天总有人喊我去分点他们带的菜,都说是菜带多了,吃不了可惜。开始我还傻乎乎的,乐意“帮忙”,后来看出善意,不再主动,而是趁大家没有拿饭,便先匆匆忙忙,三口两口吃完了事。等大家吃饭时,我已经到班上批改作业了。
       搬到学校住后,我的吃菜问题,仍然被大家所关注。煮饭有电饭锅,问题不大。我买了单眼煤气灶,自己做菜,结果第一天就闹了笑话。就像备课一样,我在办公室问了炒青菜的程序,一一记下来,贴在灶边。可等我按图索骥照本宣科,炒出来的青菜焦黄一片,端到办公室里,大家一看,曹老师就批评说:“小诸老师,你炒青菜有没有放油?”炒青菜还要放油,这我可是第一次听说。我问她何以知道,她直骂我是书呆子。她抓起锅铲,三下两下帮我把青菜烧好了。可是第二天,我的青菜又炒得焦黄焦黄,彭征远老师听我复述后指导我:一是锅不能太热,二是炒的过程要适当地洒一点水,边说边做示范。我炒青菜的事,成了团山联中茶余饭后的笑话。接下来很长的一段时间,每天中午,都有一两位老师看我烧菜,有时还帮我烧。在几乎手把手的指导下,我学会了用青椒、韭菜煎鸡蛋,用榨菜、西红柿烧蛋汤,绿的韭菜,黄的鸡蛋,或者红红的西红柿、嫩黄的蛋花加上漂着的绿葱花,不要说味道,就这色彩之美,也成了一种视觉盛宴。
       彭征远老师是老圃,种菜的一把好手。他退休后一直种菜,还常到珍珠桥菜市场卖,前两年我还遇到他一次,苍老了许多。不知他家有没有拆迁,若是拆迁了,家中没有菜地,他要少了多少乐趣。每个星期,他都会带一些新鲜的蔬菜过来,放上两三天的,像萝卜、青椒什么的。让他别带,他总是田里菜多,不吃会老,可惜的。他为我相中了操场旁小池塘畔的空地,借来钉耙锄头,拾掇拾掇,整出一畦地来。他又在家中带些菜籽、蒜头,排在畦中。用稻草树叶盖着。第一个学期没有什么收获,倒是第二个学期丰富了。栽的丝瓜,藤蔓缘树干蜿蜒而上,缠在高高的树枝上。结在高处的修长丝瓜,在风中悠闲地荡秋千。菜畦中的西红柿、笳子、辣椒,长势很好,泼泼辣辣的。扁豆像跟丝瓜约好一样,爬上高树,开紫色的花,结紫色的豆角,在微风中轻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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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团山联中的第一间宿舍在最后一排房子的东面,后面就是硝皮厂,东门就是小门。有风的夜晚,小铁门被风吹得哐哐响,我不敢出门,躲在宿舍里朗声读书,为自己壮胆。这一间宿舍极其简陋,地面未铺砖,凹凸不平,一次雨大,水打进宿舍,形成一个小凼,好几天才干。北面的窗户几块玻璃破了,我便用透明的塑料纸蒙住,可以透光,可是冬天北风一起,塑料纸哗哗作响。宿舍与隔壁的图书室是用芦苇席隔开,透过苇席缝隙,两边相望。事实上,整个三间房子都是相通的,房间大而空旷,冬天特别冷。到这间宿舍来探望过我的有两批人:城郊中学的舍友和我的女友。
       女友是她表姐陪她一道来的。黄昏时分来,坐了半个小时。我们结婚多年后,表姐遇到我,谈到那次的探望,说女友回去,两眼通红,为我的境遇担心:担心我会颓废。过一段时间,我收到一封信,大学班主任胡老师写的。胡老师在信中劝我抓紧时间,以苦为乐,千万不要颓废,不在自暴自弃。我很是诧异,老师何以得知我的境况?离开师范之后,自己对工作状态不甚满意,并未告诉她自己所在学校。2010年,我评上特级教师,得知消息,我打电话给胡老师(2012年通过正高级教师评审,2015年成为“江苏人民教育家培养工程”培养对象,也打电话给她,汇报点滴进步),老师说她早就相信我不会颓废的。我很诧异这话怎么与十八年前的信中话一样。我们师范毕业二十年,聚会那一天,我上午开车去接年逾七旬的胡老师。老师才道出个中原委:原来当年女友担心我颓废,央她写信鼓励我。老师不仅写了一封给我,还写了一封信给我女友,嘱女友鼓励我、相信我,还说她做了我两年老师、两年班主任,深知我对语文教学的热爱。
       一年后,也就是我教初三那年,联中因为新生缩轨,又空出一间教室,学校便将西南面一排平房改成宿舍,门朝南开,又沿着南面围墙砌了五间小厨房,分给了五家人家:张世才老师、周志俊老师两家各一间半,我与赵家杰、袁德龙两位老师各一间,厨房都一样。学校实现了教学区与居住处的分离,我也大大改善了住房条件——毕竟有了自己的单间,还有了独立的厨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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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条件改善后,我便将读书期间积攒下来的书都带了过来,积书满架,放学后便手持一卷,朗朗诵之,倒也不再像住在后面那般担心害怕。南面这排房子地势较低,梅雨天地面湿漉漉的,家中霉味很重。天一晴,家家户户晒霉,我便将书摊在水泥地上,晒晒书里的霉斑,倒引得全校学生前来围观,成为山村小学校的一道风景。时隔几年,其情景依然历历在目,便撰写《晒书》一文,发表在《江苏教育报》上。

3
       前面说过了,第一年主要工作是一个班班主任、一个班语文课、一个班的政治学科,后来中途带过历史、地理,后来再教两个班的语文,一直到初三毕业。
       当时的教学如何拙劣,如今全然回忆不出。那时好像没有推行师徒制,好像学校也没有备课组长。初一语文由端义寿老师和我两个人教。怎样教,教到怎样程度,没有人跟我说。我问端老师,端老师只是让我别烦,说我们一般都能教得比同乡的其他中学好,只要能比兄弟学校好,也就行了,校领导不会来说你。那时也没有组内听课、外出教研活动之说,印象中在团山中学工作几年,没有外出听过一节课。大概是1995年吧,县中开放日,我有幸听方红明老师神采飞扬地教《俭以养德》,才发现语文课还可以那样上,还可以上得那样精彩,只是那时我已经离开团山联中。我后来常想,如果在我入职最初的三年,能够听到优质课,或许我在教学的道路就会少许多跌跌撞撞。
       在我视野还没有打开之前,就这样盲人摸象般地开始了教学生涯。平常讲课,只觉得依教参讲的内容比较单薄,怕学生听不懂,便把自己知道的再补充一些。汉语文字知识、语法是极其难懂的,也是极其枯燥的,我尽量把它们讲解得生动一些,形象一些。
       那个时候印一份试卷是极其不易的——你得会刻蜡纸。刻蜡纸是一项体力活,更是一项技术活。上班不久,我就领到了一块钢板和铁笔。一个单元的教学完成了,就学着老教师的样子,出一份试卷。试卷请端老师看过之后,就可以刻蜡纸了。我到教导主任刘道礼老师那里领蜡纸。刘老师给了几张蜡纸给我,提醒我不能弄皱,皱处会渗墨出来,试卷上就会有印痕,难看。我一边点头,一边往回地走,急急忙忙地去刻蜡纸。性急吃不了热豆腐,性急更刻不了蜡纸。刻蜡纸不能错一个字,这是最起码的要求。铁笔用力也有讲究,俗话所说的“轻不得,重不得”,若用来形容刻蜡纸,那是再恰当不过了。用笔轻,纸上的蜡未刮干净,油墨渗不下来,印出来的字真是“淡墨痕”,学生看不清;用笔重,就会把蜡纸划通,蜡纸通一个洞,印刷时会漏油下来,一团一团的,像墨猪,试卷就会很脏,倘若学生不注意,手或衣袖拂过,试卷弄得黑乎乎的,手上、衣袖上也是如此。我是个大大咧咧的人,刻蜡纸时一不小心,就写错字。字错了,就如同平时一样,用笔圈圈涂涂,重新再写。端老师在一旁看,便善意提醒不能这样,不然印出来一摊一摊的油墨。他提醒我,如果错一个字,可以用铁笔另一头——橡胶棒的圆头轻轻一涂,然后用火星轻轻一烤,让蜡熔化均匀,重新刻字,不影响印刷质量。当然火星与蜡纸要注意距离,只有距离恰到好处,方才能够将蜡烤得均匀。我如法炮制,划一根火柴去烘烤,掌握不好火候,起初几次都将蜡纸烧了个洞,一赌气,将蜡纸团成一团,扔在垃圾堆里。后来有人告诉我,用烟头在刻错处轻轻一烘,就能将蜡重新烘匀,我便学着去做,只是当时想不出抽烟的老师如何处理这个问题。刘道礼老师有几次看到我扔蜡纸,总不免轻轻地叹口气,嘱我以后细心些耐心些,说得我自己也不好意思了。端老师告诉我,教语文的老教师焦佳保字写得好,蜡纸也刻得好。学校有重大考试,徐校长都请他替大家刻印一部分试卷。焦老师平时不苟言笑,我有些惧他,逢他刻蜡纸时,我便远远地望着;他刻印的试卷,我便细心揣摩,想象其中用力的技巧。后来一次壮起胆问焦老师,他不抽烟,如何烘烤蜡纸上的错字,他回我一句:“不刻错,不就行了吗。”这句话我一直记在心里。到洪蓝后,我便能刻一整卷蜡纸而不出错了,有时还能帮别人刻蜡纸,颇为自豪。刻蜡纸用铁笔,还要用劲,时间一久,右手中指第一、二节的关节处,会长老茧。大概是那些年蜡纸刻多了,目前我右手中指的指关节上,还长着硬硬的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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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蜡纸刻好了,还只是万里长征走完了第一步,印试卷也是个技术活。前面说蜡纸刻得不好,比如下笔重,试卷往往没印足数,蜡纸就断了、破了,试卷就印不成了,只得重新再刻一张蜡纸。起初,印蜡纸得一人推油泥滚子,一人翻试卷,两人配合着,效率会高一些。后来有一种改良的油印机,滚子是固定在槽子里的,右手推过去,可以将滚子提起来,自己左手也能翻试卷,这样一个人也能印试卷了,只不过腰弓着,挺累人的。会印试卷的人,咵嗒咵嗒很轻松,最令人惊讶的是,他的手上一点油墨也没有,学校的教体育的陈广龙老师就能做到这样。陈老师人和善,阴雨天大家一般会请他印一下试卷,我也请过他,他没有拒绝。我就不行了,印一次试卷下来,两手黑油,一个星期手都洗不干净,有时还弄到衣服上。如果星期二要用的试卷,不能星期一印,最好上个星期五就要印好,这样油墨干了,学生使用时就不会弄得双手漆黑了。如果一名老师能把蜡纸刻好,把试卷印好,那就可以肯定地说,这名老师能够熟练地运用教学设备了——就像现在能够使用多媒体设备进行教学一样。
       第二年,也就是1992年,上面计划给团山联中装备一个阅览室。学样后排东面正好空出一间教室,于是用芦苇席隔出其中的一间,给赵家杰老师与我做宿舍,另两间就做图书阅览室,书桌书橱上面配送,书目得自己选。刘道礼主任即将退休,就主动将筹建图书阅览室工作接过去。可刘老师是数学老师,在选书目订杂志时还是遇到了困难。不知道是不是因为我在学校晒过一地的书,刘老师一定要我和他一道采购图书。
       我印象中,学校原来只有一两份报纸,可能是《南京日报》吧,一个小报架,孤零零地杵在徐校长与刘主任的办公室。老教师上完课、批完作业后,或者吃过午饭后,会到报架上拿报纸翻一翻,年轻教师没人敢去。刘主任让我与他一道采购——准确地说,就是提供学校需要配备的书目。有一本白皮书,好像是关于乡村中小学图书配备的书目。我翻了翻,乏善可陈,便问刘主任,可不可以不在这书目中选。刘主任问过上级部门后,给了我答复:推荐的一定要选一部分,其余可以学校自己列书目,由新华书店供书,不要超过规定的费用就行了。既然刘主任举“贤”,我便当仁不让地列书目清单来——把自己想读的、想让学生读的名著,统统列上去。那些书名在学校的信笺上一行行整齐排列,有群蚁排衙之态。一边写书名,一边想象着自己或学生能够到这间小小阅览室里看书,不由心生豪气。
       熬了两个晚上后,大功告成,报刊图书的目录我列出来了,有三四百种。那两晚几乎绞尽了我的脑汁,把自己能够想出来的书名都列上去。刘主任一看,先是愣了一下,然后轻轻地推了一下镜框,目光从镜框上面看着我。我担心他是不是不满意,或者看出书目中存在的问题:这里面文学作品多,而教育理论类书籍几乎空白——那时我几乎没读过教学理论书,当然列不出来。他缓缓地问:“这些书都有?都是好书?”原来他担心我胡乱编写书目,应付差事。我忙点头:“都有,都有,大部分我都看过。”他又推推眼镜,目光越过镜框,看了我一眼。我忙上前解释:《江苏教育报》《江苏教育》一类的,要订的,学校要了解外面的教育发展,最起码要知道江苏的情况;若能订份《中国教育报》,视野就更宽;每门学科,最好订一份教学杂志,比如像《中学语文教学参考》《中学数学教学参考》,这些都是从邮电局订。又对图书的构成作了一番解说,从《诗经》说到龚自珍,从鲁郭茅巴老曹说到莎士比亚、托尔斯泰、雨果、泰戈尔……每位大家都挑了两三本代表作。我说得头头是道,全然不顾刘主任独自喃喃:“书是好书,不知道费用够不够……”
       到了下半年,新书到了,小小阅览室里集书满架,落落大满。刘主任天天坐在进门的办公桌编目、上架。所谓编目,也就是将图书名称抄在一本笔记本上,盘点一下学校的图书总量。我们又买了一些卡片,将卡片写插在书后,煞有介事,像正规图书馆一样。刘主任编目,我则帮他进行图书分类——按朝代、国别简单地分类,真正的图书分类学,我哪里懂?然后上架。一天,刘主任拿着一本书,跟我说:“小诸老师,作家真能干,1993年未没到,书都写好了。”我一看,是雨果的《九三年》,便耐心地跟他解释。
       有图书阅览室,同事们有了一个去处。午餐后,或者阴雨的日子里,同事们三三两两去翻翻报纸,看看期刊,借借图书。刘主任便跟他们说,哪几架书是小诸老师推荐的,是哪一类的文学作品;又说,小诸老师蛮能干的,年纪轻轻,就知道这么多书,真不简单。同事们将他的话转述给我听时,我心中洋溢着二十多年后的流行词:存在感、获得感。阴雨连绵时,体育课只能在教室里,陈广龙老师就派学生来借五六十册图书,搬到班上让学生看,下课时再还到图书室。后来,我怂恿几位年轻的语文老师向学校建议:每个班开一节阅读课,将图书搬到教室让学生看。这件事有没有做成,我记不清了。
       但不管怎么说,一所联办初中校里,有一间图书阅览室,就如同打开了一扇窗,可以眺望世界之大;又如生机勃勃的农田里,多了一眼泉,有了源头活水。我晒书后,我们班学生胆大者,但到我那里去蹭书;学校有了图书阅览室后,学生时常去围观。彼时,他们心中或许对书山学海稍有感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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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团山有一项规定:班主任一学期必须对每一位学生家访一次,或者送期中成绩单,或者送期末成绩单,每次必须家访人数必须过半,所以有“双过半”之说。
       家访都是骑自行车,有些村子之间,没有大路,甚至连沙子路也没有,只有机耕路之雏形,高高低低、坑坑洼洼,晴天则飞尘黄土,遇雨则泥泞不堪,黄泥粘在车轮上,推都推不动,不是人骑车,倒是车骑人。
       期中、期末考试后,学校便定下时间,各班通知学生,让家里留一名大人在家等候。施教区里家长们仿佛约定俗成,形成了一种规矩,那几天一般都会有家长在家。那时甭说手机,连固定电话也是稀罕物(我们学校里有一架固定电话,在校长主任办公室,是用木匣子锁住了数字键的,接听的多,外打的少,团山三年,我只打出过一次),就凭着学校的口头通知,家访时就能大面积联系到家长,不能不说是个奇迹。
       我和范向阳老师一组,范老师好像是年级组长,特认真,但不怎么认识路——我不知他是不是也才到团山——第一年跟着他后面,总弄不清到了那个村子,下面应当怎样走才省路,才能找到更多的学生。第一学期的家访,就这样跌跌撞撞。期末考试后,我们约定某个地点集中,那天雾特别大,车子骑到前进大队时,就分不清东西南北了,两个人头发上都凝了霜,凉飕飕的。
       开春后,我向老师们请教,弄清了施教区就要集中在五个大队:胜水、荷花、前进、庙头、薛岗,少数学生来自清河、沙河,乌山的红星与县果园,还有群力的田家边,城郊东面的高家、曹家。我到现在也没有想清楚,这么一个狭长的面积,是怎么划出来的,比如说,庙头的马场,薛岗的滕家、王家、小湾、孔家一带,到城郊中学要比到团山近得多。根据老师们的描述,我把各大队的自然村之间位置关系弄清楚了,村与村之间是什么路连接,有什么标志物,等等,都弄得清清楚楚。我也将班上50几名学生家住在哪个村弄得清清楚楚,课间、中午,我也和他们聊,家里有几口人,家里房子是什么样的,门的朝向如何,等等。每当谈到这些,小孩子们再也不怕我,叽叽喳喳地跟我聒噪。
       春季学期家访时,我和范老师一道,这次我带路。之前,我将两个班学生在村庄分布排列出来,拟定了行进线路。这一次效率提高了许多,两个半天,就走访了超过七成的家庭。第一天家访,我们从乌山红星开始,经过袁家铺,到了果园,再到大路村、塘坊村,回到胜水盘村,向北经长岗、柴山,折向东面的前韩村、路华、歧山、中彭、岗头李、桂庄……前进大队都是小路,有时推着自行车在田埂上走,晚上回到宿舍,人就像散了架的积木玩具一样,担心第二天拼不起来——第二天还要上课的。
       家访最大的成果,我对那几个大队里的村庄分布了如指掌,对班上每一名学生的住处、家庭情况与学习情况一清二楚。对一些特别的学生,或者在学校附近的学生,我就不定期地去家访。班上一名叫施强的学生,他最小,是个惯宝宝,家里有五六个姐姐。一次去家访,他父母已休息,听说老师来家访,赶忙起身。我将对施强一边做作业一边吃零食、作业习惯很不好的看法与他们作了交流,家长也重视了这个问题。二十三年后,施强的外甥女成了我的学生,遇到我,还向我讲起这件事,说她年迈的外公外婆还记得这件事。李洪胜当时的成绩特别好,每次考试,我让他估分,他都能估准,他估测的中考分数与实际成绩完全一样,连语文成绩都是一样的。这样一个孩子,长得又帅气,浓眉大眼,容易吸引小姑娘钦佩的目光;他自己也精力充沛,有了少年维特的烦恼。这样的孩子,我不能让他因吃青苹果而自毁前程,将诗人闻捷的《苹果树下》抄给他看,想让他明白“枝头的花苞还没有开放”,不要“盼望它早结果”。他或许懂,但未必有效。我一次专门去他家,跟他父母说如何引导。第一次去岗头李、桂庄家访,才体会到桂庄到学校的距离之远,可胡明浩、王开丽等学生告诉我,隔着湖湾对面的刘家、吴家棚子更远,要走好多好多路。那个村上,有我们班三个学生:刘礼花、吴泽青、吴泽红。从吴家棚子回校,我用自行车丈量距离、计算时间,脑海里尽是那些瘦弱的孩子,背着书包,拎着饭盒,在清晨熹微或黄昏夕阳余晖中辛苦趱程的情景,倘若遇到淅淅沥沥的小雨,那举伞冒风前行,又该是一种怎样的艰辛。纪兵花、纪兵元是姐弟俩,姐姐大一岁,纪兵元当时个头小,白皙的脸上常流着鼻涕,现在想来,可能是冻的。每次上学,都是姐姐拎两个饭盒,我便批评纪兵元。家访时,他们的父母告诉我,纪兵元从小身体就“娇”(可能是他们的口语,我理解是“身体孱弱”),病蔫蔫的,就让姐姐多带带他。那一次家访,我还知道了这姐弟俩的家庭的清寒,他们的父母身体一直不是太好,家里许多事,都是纪兵花做的。后来刮风下雨的早晨,我一进教室,就是看看哪些路途遥遥的孩子们有没有来,看看他们的裤管有没有湿。有一次,纪兵元的上衣湿了,我找了自己最小的一件衣服给他换上。他穿在身上,仿佛一个蓝色的罩子罩在他身上一样,惹得调皮的孩子哈哈大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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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团山教师中,我离家最远,我的住宿给学校添了许多麻烦。可能学校也没有料到那一年会有一个统配生到学校,我到学校时,学校颇有些诧异。当我向徐校长申请住宿时,徐校长愣住了,学校当时根本没有宿舍。他大概为我借住城郊中学的教师宿舍颇费了一番口舌。
       其他老师,都住在团山附近,或者说是那一带的土著。起先我以为他们就分散在附近的村庄,直到后来家访时才知道他们其实分得也很散。徐之平校长好像住滕家;刘道礼主任的村子好像有两个名字:一个叫老虎墩,另一个叫洋房。张世才老师住在桂庄,临湖而居。桂庄到如今的世纪天城一带是通衢,而那时好像要走不少山路。孙广双、彭征远两位老师可能算最远的了。孙老师清河孙家圩,好像要过秦淮河。彭老师住胜利大队尹家庄,去过几次,忘了怎么走,反正挺远。毛秋平老师那时已经是副校长了,丁猛老师是教导处副主任。刘老师临近退休,一两年后丁老师接了教务工作;94年暑假,徐校长调到了职业中专校,离家近了一些,毛老师就接了校长室的工作。他俩好像住一个村,或许是两个挨在一起的村子,就在宝塔桥西边,临秦淮河。端义寿老师就是团山冲,可以说是离校最近的一位。学校里有几位年轻教师。周志俊老师是东庐人,他爱人也是团山老师,彼时他们刚刚结婚,岳父家就在离校不远的田冲。袁德龙老师住沙河,学校有一间宿舍,不常住。他有一台“玉河”,“突突突”地纵横奔驰。赵家杰老师是乌山人,也不常住学校。我是学校最年轻的教师,校园里的常住客。
       下班后去得比较多的是毛秋平老师家。他家屋前屋后都临河,有枕河而居的江南特色,是个好所在,只是南面的河堤略高了一些。毛老师有一张撒网,同事们蜂拥而至,他也不内心发怵。提着鱼网,往屋后的小河里一撒,两三网上来,螺、虾、蚌、泥鳅、小毛鱼,全有了。他拾掇拾掇,在灶里塞几个木柴,一会儿,鲜味四溢。他对他的厨艺颇为自矜,常在办公室说自己焖龙虾、炒螺丝、烧小杂鱼是一绝。不过,说实在的,味道确实不错。现在遇到他,每每想问他厨艺如何,话到嘴边又和着口水咽下去了。
       下班后聚在一起,更多的是农忙时帮忙。年长一些的民办教师,每家都有田,自己是家里的顶梁柱,田里的活动,起早摸晚地带出来,像端义寿老师、彭征远老师、孙广双老师就是这样。年轻一些的,自己读了师范,家人还有田,自己也要帮,像彭太宝老师。那时的团中联中,家中没有田的老师,少之又少。到了农忙,家里农田生活重的,把工作安排好,下午下班前的一节课请假,赶回去处理一下。
       办公室里有一种约定俗成的规矩,谁家农田生活重,同事们看在眼里,嘴上不说,心里却明白。农忙时节的某天,如果有一位老师私下问一声:“下班阿有事啊,没事到XX家去一下。”问的时候,XX老师一般不在办公室。答“没事”的,下班后大家一道,骑着车直接去了XX老师的田间地头。主人夫妇见了,十分感动,但也不诧异。田间有了保障,主妇便回去默默地准备了。
       毛秋平老师、丁猛老师常常是这种活动的组织者。毛老师其时30岁左右,正值壮年,年富力强。丁老师身材魁梧,膀大腰圆,恰似一尊铁塔,腹部微圆外凸,像一个淘箕倒扣在腹部。我目睹他一次惩罚调皮的学生,其情景令人忍俊不禁。一男生颇淘气,午间在教室讲话,影响其他学生午自修,他进教室二话不说,将该生抱起,放在自己腹部。该孩子手舞足蹈,就是上下不得,其情形十分尴尬,观者无不莞尔。他俩人干农活是一把好手,手提肩挑,动作极其潇洒。观丁老师之体形,我担心他插秧、割稻蹲不下去,谁知这两项农活他也是十分娴熟。七八名汉子一下田地,虽然时近黄昏,但因他们身手敏捷,再多的农活也能在明月初升时干完。踏着明月的清辉,一行人推着自行车走在田垄之上,仿佛一幅乡村剪影画。
       这样的活动,我参加的不多,盖因我身体瘦弱。印象深的有两次。一次是跟赵家杰老师一道去彭太宝家,帮挑稻草,夜宿他家。第二天一大早,他叫醒我们时,告诉我们他已将家中水缸挑满,而我还睡眼惺忪。他家住在歧山或是中彭,我记不真切了,一个很小的山村,还没有通自来水,他是家中的长子,每天上班前都要查看一下水缸,防止自己与弟弟上班后,家中没有水,让年迈体弱的老父辛劳。他还告诉我,团山联中许多老师都是如此。我才深深体会到老师们的不易。另一次不知是帮谁家拔秧。毛老师、丁老师他们数人骑着秧凳,一字排开,背后便立着一把把绿色的秧苗。毛老师给我的任务是将秧把放到田埂上,然后放入挑秧苗的担子里,等一会他们将秧苗挑到栽秧的水田里。我嫌程序复杂,直接将担子拿到秧田里装秧苗。谁知秧苗装好了,我却怎么也挑不动:脸通红,肩很沉,担子没挑起,腿也迈不开,还有下陷之势。拔秧的一群人见了,笑得喘不过气来。丁老师见状,两手提着两个秧篮,大步跨到田埂上,数落我:“你没下过秧田?没下过水田?”我点点头。我家住山村,只有茶田和旱地,确实没下过水田。他见我如此,便耐心地告诉我:“秧苗把子浸在水里,重;放在田埂上,水沥干了,就轻。还有,秧田里泥是松的,担子挑不起,人就往泥里陷,当然走不动。”见我恍然大悟,又捏了捏我瘦削的肩膀,“不过,你实在太单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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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可能是因为“实在太单薄”,这些体力活,他们就不喊我了。但我知道,“下班阿有事啊”的召唤声一起,一个应急的小分队就默契地形成了,放学后他们的身影就会出现在某一位老师家的田间地头。丁老师、毛老师家离县城最近,家中无田地,可是农忙时帮忙,他们倒是最勤快的。第二天一大早,你会在学校看到他们忙碌的身影,看不到丝毫的倦意,而且,下午四五点后,他们又会出现在另一位老师家的田地里,整个农忙季节,春夏之交时割油菜、麦子与插秧,秋季的割稻子,可能都是这样。

6

       团山联中的学生主要来自胜水、前进、庙头、薛岗与荷花五个行政村,此外还有少数学生来自更远的清河、群力凉蓬的田家,我班上有一名学生家住在高家,靠近东屏这个方向,路途之遥,我能想象这群孩子上学的艰辛。
       那一群学生年龄大小不一,大的比我小不了几岁,小的还吸着鼻涕。印象中孔令家、陈森林、彭乐军几个人比较大,最小的是纪兵元、章丽香。
陈森林是一个高高大大的孩子,平日沉默寡言,上课认真听,作业也认真做,学习却不太理想。一天,他告诉我他要退学,当晚我便到他家家访,他家住在大路村。他父母告诉我,孩子学不进,家里托人给他找了个厂上班。那天我做了一个多小时的工作,没有丝毫效果。后来一次大面积家访时,在大路村正遇到下班归来的陈森林,他硬拉着我去他家吃晚饭。我心情特别复杂,一直没同意,昔日的师生,就在大路村的大路上僵持了几十分钟。拗不过我,他目送我离开。那高高大大的身影,在夕阳的余晖中渐渐缩小,我消失在他的视野里,他才推着自行车回去。还有一次,在宝塔路上遇到他,隔着宽宽的马路,他喊我,声音挺大,全然不像在学校时那份沉默。见我看到了他,他立马翻身下了自行车,推着车子和我并排走,走到岔路口里,他等我骑上车,才与我挥手作别。
       王嘉兵与韩斌是两个另类——偏科,数学、物理、化学学得很好,就是怕背英语单词,语文的书写也是一团糟,两个人都是前韩村的。家访的时候,我和教英语的范老师特意去了他俩家,与家长交流,希望这两个小子早点懂事,把语文、英语和政治成绩提高一点,冲一冲县中,可惜未遂人愿。不久前王嘉兵还和我说起那次家访,他躲在房间不敢出来。光阴荏苒,一晃他的孩子都出门大学了。
       1994年元月一天,我抱病卧床,班长李洪胜带着几个孩子来敲门,告诉我一个不幸的消息:某同学的父亲去世了,是同村学生捎来的消息。我如闻霹雳,她们姊妹仨,都在读书,她读初三,两个姐姐,一个读高一,一个读高三,母亲身体不好。中午时,几个会骑车的同学和我一道去她家。她看到同班小姐妹,哭成一团,其状不忍目睹。几天后,她回到班上,一副怯生生的样子,令人潸然泪下。那年期末考试,她考了年级第一,发奖状时,才看到她露出一丝笑意。第二年开学,同学们自发捐款,为她交了学杂费,剩余的钱留做日后的资料费、中考报名费。中考的时候,她不听我的劝告,毅然决然地填报了中专学校。
       中考填志愿不听我意见的,还有好几位。那时师范、中专都在县中批次前录取。吕世龙去了师范,张先娣、纪兵花、章丽香等五六位填了不同的中专校,李洪胜、袁小燕、张晶洁几人去了县中,还有一大批女生去了卫校。

8
       1994年7月,我忙完那一届的招生,送完每一位升入高一级学校学生的录取通知,便前往洪蓝中学工作。8月份,洪蓝中学初三要补课,学校安排我教两个初三班。
       中考后开完班会,许多孩子都流露出依依之情。有两个孩子满脸忧伤地问:“诸老师,你下个学期要去别的学校了吗?”我一直没有在学生面前透露过,不知他们如何知道的。我一时找不到话来回答,便默不作声。其中的一位同学又说:“你要是不走,下学期我弟弟上初一,就能在你班上了。”另一位同学忙着点头:“是呐,是呐。我爸爸妈妈在家也这样说,要是诸老师不到别的学校工作,我弟弟也想在诸老师的班上。”
       我五内沸然。这一段对话,二十三年一直萦绕在我的耳际。从团山联中出来之后,我获得过不少荣誉,但我觉得对一位教师的评价,那些大红的本子,都比不过这一段朴素的对话。学生自己在你的手中毕业,还愿意甚至是希望自己的弟弟能够到你班上,那是多么高的褒奖,尤其是对一名刚刚工作三年的新教师。
       8月份,学校开了一个欢送座谈会,在一间教室里用课桌围了一圈,绝大部教师都参加了。一杯清茶,几十位教师围座。那时,我才知道,8月份离开团山的,还有徐之平校长、彭太保和刘道礼。徐之平校长去县职教中心,彭太保老师去城郊中学,刘道礼老师退休了。我坐在角落听大家发言,说一些依依不舍的话,我一直在沉思:团山三年,我付出什么,我又收获了什么。
       团山联中三年,是我教育生命的最初三年,每一个工作日,我都呆在那一所小小的学校,没有出过门,甚至没有去别的学校听过课,每天从日出到日落,都在陪伴那群农家孩子,我的活动范围,就是施教区的五六个行政村。在学校内,我也没有听过几位老师的课,也没有几位老师听过我的课。可奇怪的是,没有一名学生、一位家长,也没有一位老师甚至领导怀疑过我的教学,没有看到一丝不信任的目光。在偌大的一个办公室里,几乎全体教师办公,也没有议论过与教学无关的事情,大家只是埋头备课、批改作业,或者找学生来订正作业,忙忙碌碌而又波澜不惊。团山老师忙碌的身影却又那么清晰印在我的脑海之中。
       还有那些孩子,那些村庄。绝大多数的村庄已在如今的地图消失了,取而代之的是现代化的厂房、宽阔而四通八达的公路、高大而洋气的楼盘。可是我却清晰地记得每一个村庄的大致位置,每一名学生房子的朝向。我还记得那些孩子早晨到校时的狼狈不堪的样子:背着书包,提着饭盒,裤子挽得很高,鞋子已经给小路上的露水打湿了……
       开完座谈会后的第二天清晨,一名叫张绍富的家长开着拖拉机,“突突突”地赶到团山,帮我搬家。他是听徐之平校长说的。他一听说,便主动请缨,让徐校长带信给我。说是搬家,其实也没啥:一张床、几大捆书、一眼煤气灶,如此而已。到了目的地,卸下全部家当后,他说:“我不说什么了,以后让小孩来看你,我们一家都会记得你的。”

     
发表于 2018-5-15 10:16:36 | 显示全部楼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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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18-5-15 12:42:33 手机版 | 显示全部楼层
     
发表于 2018-5-15 14:46:26 手机版 | 显示全部楼层
     
发表于 2018-5-15 14:47:10 手机版 | 显示全部楼层
写的很好,仿佛被回去了从前
     
发表于 2018-5-15 16:11:59 | 显示全部楼层
诸老师,辛苦了。这也算一段幸福的时光。因为那时没有什么奢望,也觉得蛮好的。今天回望倒觉得很有滋味。可孩子们却笑话这一代人。他们觉得不可思议。事实真的是这样走过来的。
     
发表于 2018-5-17 20:46:41 手机版 | 显示全部楼层
     
发表于 2018-6-21 13:34:14 | 显示全部楼层
路过看看
     
发表于 2018-6-21 14:38:20 | 显示全部楼层
路过看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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