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产队最后十年四任队长--前芦家庄故事之十九》作者...
本帖最后由 健康快乐 于 2024-1-4 21:02 编辑生产队最后十年四任队长前芦家庄故事之十九作者陈维银二〇二三年十二月
我父亲因为烦心引起的头痛毛病不时地发作，1970年底向大队提出辞去生产队队长的职务，1971年初获得批准。大队书记所器重，年轻又是党员的高凌，被大队指定为前芦生产队队长，其时高凌还在大队窑厂做工。1970年腊月里，队里全体男社员都在西边塘里挖藕，大家正议论高凌要回村当队长的事，正好高凌下班路过西边塘，高凌跟大家招手打招呼，春风得意，嘴角浮现出自信的笑意。 1971年春节开工时，高凌接手队长，但这一年上面开始干预生产队里的生产，要求“以粮为纲”，要求大面积种植双季稻，当年全县粮食总产达到38156.75万斤，是人民公社时代粮食总产第二高峰。1971年扩大了双季稻种植面积，种植双季稻要增加很多劳力成本，一年到头的农活都是忙得不可开交，我们队当年粮食产量确实增加了很多。 上面把种经济植物扣帽子叫走资本主义道路，高凌是党员，他坚决听上面的话，不种经济植物了，只保留养猪，生产队又不磨豆腐，猪没有豆渣吃又不肯长膘，年终经济收入大幅度减少，1971年年底分配工资单价7角6分，一个工分值比1970年低了4角多。 高凌自1971年当队长，在团结社员方面，高凌远不如我的父亲，社员们都无形中与高凌保持着距离，特别是地主子女一群人更是沉默着多干活，没有了我父亲当队长时的活泼情景。 一天上早工时，我看到高凌嘴里正对着袁新仁讥讽嘲骂着，远处袁新仁穿着白衬衣背着耙，赶着牛去耖插秧水田。高凌背后骂他的原因是袁新仁穿着白衬衣去耖田。袁新仁是文化人，写一手好字，一直是我父亲器重的人，生产队写写画画，墙报标语都是出自他手，我父亲日记本上写字的工整的都是他的手笔。 袁新仁在大队小学代过课，文革早期各家门头画毛主席像及墙壁写语录，忠子台两侧大对联和大海航行靠舵手的壁画都是出自他手，过年前夕一个村的对联都是由他一人写，而且他农活技术全面，年年都是评10分工，我父亲安排他做生产队里的记工员，因为地主子女的身份一直没有出头的机会。 高凌当队长第一年我放二条大牛，有时牛吃几口稻子和吃山芋藤，别人看见就喊高凌来了，似乎吃的粧稼是高凌家的。高凌对社员缺乏笑脸，但他对我这个少年一直非常友好，他虽然比我年长十六岁，却从没有把我当小孩对待。他当队长正红时，他见到我都是笑嘻嘻的，所以我也没有惧怕过他。有一次我正在田埂上放牛，高凌扛着铁锹走到我面前，笑着对我说，小老弟，我给你出了一道题目，过两天给我答案：十斤油、满满地装在十斤的瓶子里，再给你七斤和三斤的两只瓶子，你能准确地把十斤油分成各五斤吗？ 我从牛背上下来，在地上弄了三个坑，折了十根小树枝，用多种方法解了这个题目。第二天又碰到高凌，我喊他大哥，告诉他我有好几种方案将十斤油，用三个瓶倒来倒去，将十斤油分两个五斤，一钱不差分装进十斤和七斤二个大瓶子里。给他讲了其中一个方法后他笑着给我竖起了大拇指，又扛着铁锹走了。 我把这个题目告诉一起放牛的保伢，他一脸的懵懂，他比我大一岁，好多天他也没有解出来。 高凌当队长两年，响应“以粮为纲”，也是一心一意想把队里的生产搞好，忽略了副业生产，还有他最大的缺点是不能团结群众，不能包容部分人的缺点，听上面的话不听社员们的建议，总用怀疑和不信任的眼光看社员。高凌接手队长第一年工资降到7毛6分，比上年降了4毛多，群众是有意见的。1972年工资又下降到7毛一个工，群众要求无记名投票重新选队长。生产队社员开会
1973年初，大队来人召开社员大会，这次大会是选举生产队队长，大队不指派了，搞无记名投票，我哥哥年仅二十虚岁，几乎满票当选，我哥哥读了小学三年级，连自己的名字都写不好，可他是拿10工的农活高手，在村里人缘好，应该说他不是个好队长人选。那天夜里我哥哥反转着失眠了，第二天高凌还找了我哥哥谈心，高凌落选后成了队里的普通社员。 任兴荣选票第二名当选副队长，他高中毕业回队里参加劳动才一年半，比我哥哥长一岁，他一个高中生给一个文盲当副手，他当然不甘心，选票决定结果他也无可奈何，只好硬着头皮做副队长，那个上工哨声响起来，跟他人一样死气沉沉，有气无力。 我哥哥没有想到会当选队长，连思想准备都没有，我父亲跟我有话讲，跟我哥哥几乎没有什么交流，我哥哥也不愿意请教我父亲，反正跟着季节种田吧。 任兴荣当副队长期间，经常找赵书记和张主任，经常给他们两家做家务，1975年，县大集体单位前进砖瓦厂有招工计划到了大队，赵书记安排任兴荣进前进砖瓦厂当拖砖工人去了。生产队时间社员挑塘泥下田
两个年轻人当队长，一武一文，都没有经验，任兴荣吹口哨有气无力，我哥哥有时急不过，就直接安排社员干活了。任兴荣也是志大才疏，没有真才实学，即便由他当队长，他也不懂如何搞副业，生产方面也欠缺经验，而且他父亲任天甲是会计，即便选上队长，队长和会计也只能二选一，而且工资也高不了。两人合作二年表面上维持着团结，实际内心都不痛快。 1973年投票选两个年轻人当队长，1973年底工资又降了，1973年工资5毛6分一个工。1974年工资维持在5毛3分一个工，王小二过年，一年不如一年。 几年来生产队里的效益逐年下滑，由我父亲当队长时十年工分值近一元二角一个工，到1974年已下滑至5角3分一个工。 1971年，工资7角6分一个工，我家全年做1047.95工日，工分收入796.44元。 1972年，工资7角一个工、我年全家做1110.2工日，工分收入777.14元。 1973年，工资5角6分一个工。我家全年做1283工日，工分收入718.48元。 1974年，工资5角3分一个工。我家全年做1303.38工日，工分收入690.79元。 我家劳动力在增加，工分总数也在增加，但工资总收入逐年下降。 1975年，大队赵书记规划在我村田冲最东面竹山与南横山之间筑大坝建水库，水库淹没上游邵王村和袁村的田和地，我村的田一部分转给邵王村，一部分转给袁村，袁村还移民六户人家来我队。大队决定将我队分为东队和西队，东队的社员搬去竹山南建新村庄。 我家分在西队还留在村庄里，张秀贵当选队长，我哥哥改当副队长。1979年1月29日，中共中央作出《关于地主、富农分子摘帽问题和地、富子女成份问题的决定》。我们前芦家庄地主及子女一律摘帽子，地主子女有了被选举权。1979年3月西队再次选举，张秀贵及我哥哥都落选了。 原地主子女任天怀当选队长，原地主子女袁新义当选副队长，直干到1981年10月分田到户生产队解体。分田单干前两年起，先是分小组承包，分小组干活，收割水稻和种植小麦时又集中一起干活。接着又是分棉花田到户承包干活，收获的棉花上交给生产队集中卖给供销社。此时水利任务还很多很重，水利任务来了就集中起来同住同吃。当年农民挑河的情景，图片摘自网络
1969年7月中旬，连降暴雨，7月14日降特大暴雨，一昼夜降雨215.5毫米，我们村前大冲又是一片汪洋。全县溃决和漫决圩堤71座，淹没和内涝农田10.7万亩，倒塌房屋5730间。大约九年时间缓建水利工程，也就是从1969年冬季开始，全县又掀起了第二波水利高潮，第二波水利高潮是挖河道和筑大埂，此时与那时不同了，水利工程在冬季进行，粮食和劳力足够开展大规模的水利工程。溧水连续12年挑挖新河道
1968年挑土方178.8万立方米。 1969年挑土方896.27万立方米。 1970年挑土方901.46万立方米。 1971年挑土方1150.00万立方米。 1972年挑土方622.1万立方米。 1973年挑土方827.00万立方米。 1974年挑土方1176.00万立方米。 1975年挑土方1098.00万立方米。 1976年挑土方1256.86万立方米。 1977年挑土方1013.00万立方米。 1978年挑土方1384.00万立方米。 1979年挑土方934.19万立方米。 1980年挑土方674.00万立方米。 1981年挑土方194.00万立方米。 1982年挑土方195.8万立方米。 从以上数据可以看到，在1981年分田到户前，第二波水利高潮连续了12年，这也给全县各生产队带来了沉重的经济负担，这也是压垮生产队的其中一个重要原因。 到了1979年，人心基本散了也凉了，工分值又下滑至二毛多钱。队里有一点小事大家便聚一起吃大锅饭，买来鱼和鸡鸭一起共享，社员心里都在想，在队里干活拿不到多少钱还不如大吃大喝，吃垮生产队拉倒，生产队的经济已经濒临破产的边缘。到了1981年秋，上面派出工作组，分派到各大队，动员和要求各生产队分田到户单干。 “话说天下大势，分久必合，合久必分”，这是三国演义这开篇语。前芦家庄生产队正式解散是于1981年10月22日，前芦家庄分田到户了，生产队告别了前芦家庄，生产队也告别了中国大地。 总结一下，1971年至1981年十年，前芦家庄生产队换了四任队长，一任队长不如一任队长。生产队人口增加，田地却在减少，特别是年年都有大量的挑水利土方任务，都由在家务农挣工分的人承担，虽然没有发生粮食危机，但工资一年不如一年。 到1980年，外部形势在变化，队里已成年的干部子女和有门路的人，纷纷离开了生产队去参军、当民办老师、进县办企业、在大队工作，象我们没有门路和靠山，也外出随建筑队进城做小工，外出这些人还在队里吃平价口粮，这些人都影响到在生产队社员们的心情。 到1981年人心基本散了，固然原因是多方面的，其实分田单干是解决生产队危机的最好办法，而且分田单干的1981年底，水利土方断崖式减少。即便分田单干后，分派的水利土方任务，还是以原生产队为集体分配，于是，善良的农民自带粮食、油、草，奔赴水利工地，又组合在一起义务挑土方，而且延续到1990年左右，此处应该为善良的农民唱赞歌！ 生产队虽然远去了，生产队时期还是有很多东西，值得记录的。下篇文章记录生产队时期值得怀念的方方面面。
作者陈维银原创《前芦家庄故事系列之十九：生产队最后十年四任队长》又分享给各位了！谢谢关注！
文中提及的袁新仁先生，后来落实政策，调到溧水县职业中学工作。 人民公社时的兴修水利，造福子孙。 满满的回忆！ 本帖最后由 希夷 于 2024-1-5 08:24 编辑
本帖还原了人民公社时期一个最显著的矛盾，也是一个悖论，就是，本是一个很优越的制度，为什么人民在取得了相当多的政治和民主权力的时候，生活上改善却很慢，特别是农村的农民。这是因为农村和农民是国家一切的支柱，为此“剪刀差”不仅是国家积累的需要，也是饱肚保命的需要，所以一方面努力种粮，增产，一方面粮食价格却极低，甚至在特殊时期会统购统销，或强制征购等，所以生产队主攻粮食生产是没有错的，关键是粮食生产之外的副业有些干部脑筋僵死不想去搞，不会搞，甚至还不允许别人搞，这就是干部的问题了。一个愚蠢的干部会气足气壮地坑害一方，相反一个有头脑有办法的干部会惠及一方。卢家庄生产队的前后几任队长的情况变化就证明了这个道理。一个生产队的领导水平会有如此之大的好坏优劣之差别，扩大到乡，县或再往上会如何？ 写得好，还原了当时的情况 感谢分享！ 那时的人际关系好 希夷 发表于 2024-01-05 08:12
本帖最后由 希夷 于 2024-1-5 08:24 编辑
本帖还原了人民公社时期一个最显著的矛盾，也是一个悖论，就是，本是一个很优越的制度，为什么人民在取得了相当多的政治和民主权力的时候，生活上改善却很慢，特别是农村的农民。这是因为农村和农民是国家一切的支柱，为此“剪刀差”不仅是国家积累的需要，也是饱肚保命的需要，所以一方面努力种粮，增产，一方面粮食价格却极低，甚至在特殊时期会统购统销，或强制征购等，所以生产队主攻粮食生产是没有错的，关键是粮食生产之外的副业有些干部脑筋僵死不想去搞，不会搞，甚至还不允许别人搞，这就是干部的问题了。一个愚蠢的干部会气足气壮地坑害一方，相反一个有头脑有办法的干部会惠及一方。卢家庄生产队的前后几任队长的情况变化就证明了这个道理。一个生产队的领导水平会有如此之大的好坏优劣之差别，扩大到乡，县或再往上会如何？
决不能忘了那“剪刀差”时代，农民们所做出的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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